因“户籍在陕西不满三年”及“高级中等教育学籍在陕不满三年”，陕西省西安市多名高三学生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高考移民”并取消了高考报名资格。多次沟通无果后，有12名学生一纸诉状将西安市招办、灞桥区招办和区教育局告上了法庭，请求恢复他们在陕西省报名参加高考的资格。（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又见高考移民争议！每年高考前后，总会在媒体上看到诸如此类的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行之有年的高考制度已经在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从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变成了一个利益分割机制，进而演变成了一种人才排斥机制。靠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做一些根本改革才能恢复其活力。

    即以这次陕西发生的高考移民争议为例吧，如果我们把高考制度理解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那么以“高考移民”的名义禁止这12名学生参加高考就是荒谬的，因为不让他们参加高考，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可造之才呢？只有把现行的高考制度理解为是一种利益分割制度，我们才能理解西安市相关部门的举措：这是为了保护西安当地学生的利益。顺理成章地，高考制度在这里也变成了人才排斥机制，因为它导致了人才选拔范围的缩小，焉知这12名学生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牛顿、爱因斯坦或陈景润的潜质呢？

    然而，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便我们拆除了所有的高考藩篱，全国实行统一的分数线，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不到选拔人才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高考已经僵化了——高考本来不过是一种手段，但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高考成了一种专门的学科，怎样猜题，怎样答题，怎样加分等等，都有莫大的学问。一个学生通过了高考，只能证明他善于考试，证明不了更多的东西。而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不善于高考的学生，并不见得不是人才。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度也经历这样一个从人才选拔机制到人才排斥机制的变化过程。它在隋唐之际刚刚出现的时候，由于打破了依靠血统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为出身贫寒的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因此确实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当唐太宗说 “天下英雄尽入我觳中”时，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没有过到多少时间，科举制度也很快僵化了，到了明清，它已经变成一种如何做八股文的学问。一个人通过了科举，除了证明他善于做八股文之外，也不能证明更多的什么了。高考似乎也在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

    要解决高考制度带来的弊端，我看有治标和治本两个办法。在根本改革高考制度暂不现实时，不妨先采取治标的办法，即先由国家做出一些有约束力的解释：既然高考制度的宗旨是为了选拔人才，那在“高考移民”问题上就应该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个人户籍在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参加高考。继续纠缠“迁入几年”，是不是“正常迁入”等并无意义，一个即使移民国外，参加国外的高考也不会受到如此对待，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法治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治本的办法，就是应该由目前的全国统一考试，逐步改为各高校的自主招生。从逻辑上说，高校为了自己在国内外的声誉，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应该会采取各种办法把真正优秀的学生招收进来——当然，进行这一个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已经找到了遏制腐败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