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教育体制——经堂教育 
　　早在伊斯兰教初传中国之初，回族穆斯林就在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中自发地进行伊斯兰启蒙教育。到了明末，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首倡经堂教育。他率先出资在家中招收弟子，讲经传道。后来，他转向清真寺办学，半靠自己的财力，半靠清真寺的供给和穆斯林的施舍，其弟子越来越多。就这样，胡登洲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序幕。后来，各地清真寺纷纷效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教育体制。 
　　我国清真寺建筑是左右对称的风格，一般在主体建筑礼拜大殿的前边建有南北对称的厢房，北边的厢房作为阿訇讲经的地方，称为经堂。胡登洲因在清真寺经堂办学，所以称作经堂教育、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 
　　经堂教育有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层次，其中，小学部也称为经学，一般招收 6-7 岁的穆斯林儿童入学，主要教授初级阿拉伯语的拼读和一般的宗教常识。大学专门培养新的阿訇，学生称作“海里凡”、“满拉”或“老师夫”。教师为特聘阿訇，被尊称为经师、明经、开学阿訇或乌斯托等。 
　　早期经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及经典，主要依靠学生抄写。在经堂教学中，师生们主要使用“经堂语”进行教学。经堂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中的不同词汇或词组拼合成句子和文章。 
　　经堂教育为伊斯兰教培养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一批名师、学者和阿訇，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由口授家传转变为学校教育，同时启动了汉文译著活动。 
　　二、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汉文译著活动 
　　回族穆斯林的汉文译著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末王岱舆译《正教真诠》开汉文译著活动的先河，张中、伍遵契先后加入汉译活动，此为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一阶段。上述作者的译著中虽有儒家或佛教的影子，但伊斯兰教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敢于同佛教、道教就宗教问题和世俗问题进行对话，也敢于质疑宋明理学的一些观点。 
　　第一阶段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二阶段从马注开始译著《清真指南》始，至金天柱完成《清真释疑》为止。此时期有代表性的汉文译著，已看不出单纯的伊斯兰特质，而采取了明显的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形式，同时具有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双重特征。本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等；金天柱的《清真释疑》等。其中，以刘智的著作影响最大，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将“以儒诠经”运动推向高潮的代表人物。刘智的《天方典礼》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这也是惟一收入其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著作，可见其重要性和代表性。 
　　随着活动中心逐步转移到了云南，遂进入汉文译著的第三阶段。此时期的汉译范围扩大到了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和《视天大赞集解》等。 
　　以儒诠经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伊斯兰教的民族化特色更为突出。

　　三、建筑、姓名、服饰的中国化 
　　在清真寺建筑方面，中国内地的多数清真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形式，照壁矗立门前，雕梁画栋、楹联匾额存于寺内。这与阿拉伯国家绿色圆顶清真寺有鲜明的区别。 
　　在宗教节日方面，中国穆斯林十分重视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古尔邦节在中国还被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称为 “忠孝节”，显示出融合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伊斯兰特色。中国穆斯林的圣纪节也很有特色，可以在教历 3 月里任意一天举行，作“尔麦里”（即念经作善事）、宰杀牛羊，设宴聚餐，纪念穆圣。这与阿拉伯国家的圣纪节完全不同，他们的圣纪节是在教历 3 月 12 日 纪念穆罕默德诞辰。 
　　从宗教习俗来看，中国穆斯林在姓名、衣着、婚丧等方面都已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 
　　回族在元代多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名字，如忽撒马丁等。元代政治家典赤·瞻思丁之子纳速拉丁在陕西做官时，生有 9 个儿子，将自己的名字拆成四姓纳、速、拉、丁分给儿子后，又按穆罕默德的名字划姓马、哈、穆、达。还因回族崇尚白色，又使用“白”姓。因此，回族中姓这 9 个姓的较多。在和汉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回族穆斯林使用汉姓。回民大多有经名即阿拉伯文名，用历史上有名的 25 个先知、大贤的名字给男孩起经名，如易卜拉欣、穆萨等。女孩多用圣妻和女贤的名字起经名，如海底彻、麦尔彦等。在社会交往中，汉文名之前加上经名，形成中国回族特有的姓名，如男子用阿里·哈德宽，妇女用阿依莎·丁莉等。 
　　回族先民的服饰与汉族服饰有很大差别，明朝以后回族服饰逐渐汉化，但仍保留着回族特征：妇女戴盖头，男子戴白帽。所谓盖头，实际上是妇女使用的特殊头巾，佩戴时，将头发、耳朵、脖子等遮在头巾里面。回族男子爱戴白色平顶小圆帽或五角、六角、八角白色小帽，这种帽子又被称礼拜帽，男子做礼拜时都要戴。 
　　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体系 
　　在伦理道德方面，回族伊斯兰学者以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名教”等伦理道德来阐释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和伊斯兰教的功课。一方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和《古兰经》、《圣训》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并将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 
　　伊斯兰教教义中有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主独一”即信安拉。明末清初的王岱舆、刘智等伊斯兰学者将“认主独一”的教义与儒家的太极学说有机结合起来。在承认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太极学说的前提下，又提出在无极和太极之先，还有一个“造化之原主”——真主（或称真一、真宰）。真主才是造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和世界万物的总根源。这样既坚持了伊斯兰教关于“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基本信仰，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主独一”的教义。 
　　对于神权与王权的关系，伊斯兰教认为必须“忠于真主”，但这违背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中国伊斯兰学者提出，只忠 于 君，不忠于主，不是“真忠”；只忠于主，不忠 于 君，不是“正道”。必须忠于主，也忠 于 君。很好地解决了伊斯兰教在中国遇到的神权与王权的矛盾。 
　　在伦理方面，回族穆斯林将《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理与儒家伦理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体系。刘智在《天方典礼》一书中，用“五典”概括了这一体系，“五典”内容及其排列须序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刘智认为安拉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阿丹、哈娃，同时创造了“五典”，并把“五典”作为人类行为准则。伊斯兰教还设立了“五功”：念作证词（简称念），坚持礼拜（礼），斋戒一月（斋），交纳天课（课），麦加朝觐（朝）。要求以“五功”完成天道，以“五典”完成人道。 
　　另外，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融合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可见，中国伊斯兰教的民族化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它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加入到理解、注释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把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有机地结合；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环境形成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文化特色，使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更好地适应了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