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思而言，上桥救助轻生者是“用我的爱心，给绝望的人以关怀和鼓励”，可现在，这种助人的快乐越来越沉重了

　　3月7日早8时30分，陈思准时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桥头。
　　自2003年9月19日起，陈思坚持上大桥救助自杀者已经5个月了。当时，在南京市六合区大厂附近开小百货店的他，看到常有新闻报道长江大桥有人自杀，决定利用双休日的时间，上桥义务救助自杀者。
　　南京长江大桥是南京市自杀者的“胜地”。许多对生活绝望的自杀者，都选择在这里拥抱死神。据不完全统计，大桥自1968年建成至今，已有1000多人在此跳江自杀。
　　这是3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连天阴霾的南京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桥下的公园里，市民们坐在草地上享受着和煦的春风。而桥上却是另一景象：车流滚滚，大风扑面，噪音振动着人的耳膜，汽车经过时扬起的粉尘，几分钟就在衣服上蒙了一层。
　　陈思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呆到下午四五点钟。自从2003年10月他救人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陈思每个双休日都雷打不动上桥，“老是有记者来，我想不来都不行”。
　　许多南京人都知道大桥上有个救人的陈思。上午11时，陈思正在大桥中间来回巡逻，一人骑着自行车停在陈思身边，专门送来了一本刊载他的事迹的杂志。过了一会儿，陈思走到南桥头堡停下来抽烟，奔驶而过的汽车里突然有陌生人招呼他：“陈思！”

　　“我现在卖给大桥了”
　　2月底，某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组来到南京，要采访陈思。
　　陈思以为采访一两天就结束了，没想到这个栏目组一跟他就是一个星期。整个星期，陈思对着摄像机，不停地摆着各种造型，有时一个动作竟然要重复十多遍。星期一到星期五，陈思是呆在家里的，但电视台的记者要拍他上桥的镜头，仍然要他上桥。
　　到了双休日，南京下起了大雨，陈思不想上桥，因为桥上没有地方躲雨。把话对记者一说，电视台的记者不同意了：“你还是上吧，我们还要拍一些雨中的镜头呢。”
　　2003年底，陈思开的小百货店因为拆迁关门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门面。这些天陈思除上桥外，最操心的就是找门面，可这个星期“全部时间都用来应付记者了，啥也没做”。
　　陈思没料到，双休日的义务救助，竟然会一点点侵蚀、占用他的其他时间。他向本报记者自嘲：“我现在是卖给大桥了。”
　　事实上，最初陈思并没打算每周都来，“本来我最初是想双休日有时间就过来，没有时间就两周来一次，因为救人不是靠我一个人，自杀者也不会专门选择双休日上桥。”
　　自从陈思被媒体发现以来，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就形成了：陈思跑到大桥上守望自杀者，众多记者跑到大桥上守望陈思。
　　此后，陈思每个双休日都“风雨无阻”。陈思计划周一到周五在家里处理自己的事，可在这些时间里，即使没有记者来，他也闲不下来。
　　家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让陈思无法安静。一些在大桥上拾破烂的人发现了自杀可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陈思：“你快来救一把！”
　　甚至经常出现“午夜凶铃”：一家人熟睡，电话铃声大作，有人告诉他：我在某某地方要自杀啦，你快来救我吧！
　　有的电话是从大连的海边打过来，有的电话是从另一个城市的大桥上打过来的，对于这些人，陈思除了在电话中劝慰外，再无别的办法。
　　“我只能在大桥上救救人，可现在是要我到全国去救人。”陈思已经打算，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
　　对陈思而言，上桥救助是“用我的爱心，给绝望的人以关怀和鼓励”，可现在，这种助人的快乐越来越沉重了。

　　质疑
　　陈思的邻居中有这样的议论：“我家楼上液化气漏了，你怎么不来帮我修修，就知道往桥上跑？”言下之意是：你上大桥还不是为了出名。
　　陈思对邻居的说法倒是很理解：“俗语说，当地不显秀才。我和他们一样生活，你做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事情，他们不能理解，马上便怀疑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一些人质疑媒体：“报道说陈思救了26个人，大桥上真有那么多人要寻死吗？我从桥上来回也有不少次数了，可我怎么就一次没有看到呢？该不是他借媒体炒作自己吧！”
　　对这种说法，一位跟随陈思上桥巡逻的学生义工很不屑：“单凭桥上的灰尘和噪音，一般人在桥上呆个把小时就受不了。你让说这话的人来试试，要是下这么苦的功夫来炒作自己，那炒作越多越好。”
　　更有陈思理解不了的。去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思在家里已经睡了，电话响了，来电人自报是南京一家医院的心理医生：“是你在大桥上打心理咨询的宣传板吗？你没有文凭证书，到大桥上搞什么心理咨询？”
　　陈思赶忙回答：“我打宣传牌的目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关注，让大家都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这不是你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
　　医生声称要告到工商部门，取缔陈思在宣传牌上公布的“热线电话”（实际上是他家的住宅电话）。
　　陈思急了：“我的心理咨询可是免费的啊。”
　　医生反问：“你不收费，目的不也是为了炒作？”
　　不过，陈思说他能够助人，自然就能调节自己的心理，“我做这些事，有人夸自然也就有人骂。看重赞扬了就会在乎骂，一冷一热就会得感冒。所以我不看重表扬，对骂更不在意。”
　　“上当”
　　陈思出名了，形形色色的人也找上门来。
　　一天，陈思在家里接到一个在广州的齐齐哈尔女孩打来的电话。女孩22岁，在广州打工的3万元钱被男朋友骗走了，现在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
　　“人家大老远给我电话，说明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有责任拉她一把。”陈思想到广州火车站有个朋友，便打电话帮她联系车票。
　　可第二天女孩子又打电话给他，说老乡已经帮她买了到南京的车票。
　　次日，女孩来到南京，陈思前去接站，然后安排她食宿，并开始帮女孩联系回齐齐哈尔的车票。
　　住了下来，女孩提出了新要求，要陈思通过媒体，帮她找一份工作，“400到500元一个月的就行了”。陈思又开始为女孩的工作忙碌。
　　过了一两天，女孩不辞而别，陈思怎么也联系不上。
　　为这个女孩，陈思前前后后花了近300元钱。
　　3月6日中午，陈思和几个义工在大桥下吃午饭。提起这件事，义工祁银萍仍旧气不打一处来，“我见女孩第一眼，就发现她是个骗子。如果我是你，一定会赶快让她走。”
　　陈思讪讪地不做声。可他仍然有自己的理由：还是应该宽容一点，要是不接待，以后真有困难的人就不敢来找我了。再说她从广州来南京，也不一定就是为了骗我那几百元钱。
　　今年以来，陈思一直为成立“陈思救助工作室”而奔忙。南京市一所学校中义工较多，陈思便想通过学校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学校弄间房子，将救助工作室先成立起来。
　　3月初，陈思和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到学校，找到校团委书记。团委书记满面笑容：没问题。过了几天，电视台记者回去了，陈思再打电话询问房子的事，这次口气变了：从学校里找房子，不行。

　　困惑
　　从2003年10月起，陈思上桥不再孤单一人了，一些义工加入了他的队伍。
　　几个月来，陈思的义工队伍不断壮大，通过他的网站和电话向他注册的义工在南京有50多人，上海的义工也有10来个。
　　虽然义工人数不少了，可真正陪陈思上桥的义工却不到10个，许多人仅是向陈思报了个名，连面都没有见过。陈思本想安排义工轮流上桥值日，因为人手不够只好作罢。
　　陈思希望他的救助行动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但遗憾的是，尽管媒体屡有报道，当地政府部门始终没有出面表态。
　　陈思说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让我免费坐电梯上桥（每次收费5元钱），下雨的时候有个躲雨的地方就行了。”陈思曾向大桥管理部门询问能否借用大桥上闲置的房子，让义工们有个歇脚的地方，也没有得到应允。
　　“要是政府打个电话给我，说：你做的是好事，你辛苦了。我听到了，死也可以了。”陈思说起这点有十足的感慨。
　　让陈思感到困惑的，还有有关执法部门的态度。
　　刚上桥的时候，陈思以为救人很简单，“把人救下，交给警察不就完了”。上桥后，陈思才发现事情很复杂。
　　陈思在大桥上救下人后，一般要将人送到有关部门。送多了，有的人便有些烦：“你是吃饱了撑的，我们这里又不是收容所。”
　　一次，四川的两对母子被人从家里贩卖到南京，跑出来到了长江大桥，见到陈思后向他求救。陈思便把他们送到某部门安置。
　　陈思以为没事了，哪知次日凌晨3时，两对母子给陈思打来电话，这个部门的人把他们送上车，开到省外，便将他们抛在高速公路上了。
　　陈思现在坚持记日记。在桥上站了几个月，对社会一下子就看清了，很多感受如果不在纸上倒出来，心理上会承受不了。他说：“如果我不记日记，我就没力气再上桥了。”

　　希望
　　轻生者中有许多是因为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才走上绝路的。把他们从桥上救下来后，对于物质和精神上的进一步救助，陈思就没有办法了。“没有钱买票我有什么办法？只要他们不在桥上自杀就可以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帮他们做这些，只能是‘救急不救穷’。”
　　陈思至今没有南京户口，一家三口每月花150元租住在市郊一间旧房子里，每月再花500元租了个门面开百货店维持生计。去年年底，因为拆迁，百货店一直关门至今，一家人生活的大头收入断了。
　　有感于救急不救穷的尴尬，陈思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强大的救助力量。2004年来临之际，陈思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新年的宏伟计划：3月1日正式开通网站，“心灵热线”由义工轮值24小时；5月1日前完成“救助工作室”、“救助基金”，有纪律的“义工站”；7月1日前努力配备救助用品、大桥高危段的安全设施；9月20日前创办一场大型“预防自杀，珍爱生命”歌舞晚会……
　　陈思还希望成立一个救助自杀者的基金会。不久前，香港的一个商人给陈思打来电话，称他可以捐款支持基金会的运转。
　　陈思向有关部门咨询，发现如果自己成立一个社会团体，就要“走民政局的路子”，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自己单独做，则需要5万元的公证费。”
　　上桥救人以来，陈思用日记把救人的经历和感触写下来。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家出版社和陈思接触，希望获得《大桥日记》的版权。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志愿者网站一位负责人给陈思发来贺年短信，希望和他的网站进行合作，“携手开创志愿者事业的美好明天”。
　　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陈思还是愿意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全新的事业上。
　　他希望：在5月1日他的救助工作室能如期成立，“哪怕自己找房子，自己找资金”。
　　他打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把它作为我后半生的事业，作为我的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