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人的眼里，年薪20万元、36岁的我是个“钻石王老五”：有房有车、有学有识、有模有样、有款有型。可是，我却自认为是穷人。


我的贫穷感指数比民工还高，贫穷的危机感比乞丐还重。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是患了贫穷感焦虑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里，有为数不少的白领患了跟我一样的病症。他们年收入不菲，却睡不能安寝夜夜煎心，毫无幸福可言。



恶性开支绞索一样套住了我


在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亲朋好友无一不把我当成有钱人。


有时晚上，我父亲在电线杆子底下连赢几盘棋后，就得意地跟那几位“臭棋篓子”吹牛：“我儿子那才叫贵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听说过没？他就住在西湖边上。每天早晨，他驾着私家车像遛狗似的绕着西湖跑两圈儿。”对我爹来说，我是他的骄傲，是他投资20多年开发的金矿。


在中学同学眼里，我是中产阶级，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们还骑着自行车或电动车上下班、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时，我已开上价值20多万元的别克君越，住着一套价值超百万元的花园楼房。


可是，我觉得自己比他们穷。他们最起码没有债台高筑，吃得下睡得香。而我却欠银行60多万元的购房、买车贷款，这笔债像蝙蝠似的在我心里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搞得我惶惶不可终日。我担心自己生病，害怕企业倒闭，畏惧被老板炒了鱿鱼……这些可怕的变数只要出现，几个月后，我的生活就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007年春节过后，我终于把紫琼约到了黄龙洞附近的咖啡厅。那天，紫琼还是一袭休闲装，也只有紫琼才能将质朴、随意的休闲装穿出那份典雅和高贵。


面对紫琼，我的舌头好似冻硬了，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说出来。我和紫琼在同一幢写字楼里工作，她在19层的外企服装公司，我在22层的外企电器公司。三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那不同寻常的气质就让我怦然心动。此后每次电梯相遇，我都想跟她说话，可话到嘴边却没了勇气。


春节时，我给自己下达了硬性任务：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说什么也要约紫琼到咖啡厅坐坐。真是天遂人愿，我一进写字楼就遇见紫琼。我对她颔首微笑，她得体回应，然后我们脚前脚后进入电梯。


“下班后，我想请您喝杯咖啡，可以吗？”我向紫琼发出了邀请。


“喝咖啡？主题呢？”惊讶从紫琼的脸上掠过。


“主题么，为我们猪年如意，财源滚滚；为我们这幢楼还能安然无恙地戳在这儿，明年我们还能在这上上下下。你看好吗？”我略加思索就说。


“好吧。”她犹豫一下，答应道。


我对紫琼了解不多，从她的胸卡上知道的她的名字；从她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捕捉到她单身的信息；从她温软而有失标准的普通话中，知道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从她那辆低档的两厢飞度，知道她没有钱，我和她的差别也许是大陆穷人跟台湾穷人的差别。


穷也是缘分，穷人与穷人有着一种超天然的亲和力。比如我母亲，婚前是陈巴尔虎旗的牧民，在那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征婚广告的年头，她从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草原来到了富拉尔基，嫁给我的父亲。他们的缘分是贫穷。母亲在草原干一天的活赚不到两角钱；我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在路边掌鞋，一天能赚块儿八角钱。母亲想脱离贫穷，父亲想讨个四肢健全的老婆。若不是穷，母亲怎么会跑这么远嫁人？父亲没有残疾，怎么会蹲在路边掌鞋，怎么会娶没有城市户口的女人？他们都是穷人，他们的差别是农村穷人与城里穷人。


紫琼开着两厢飞度，我才敢约她；她是外企白领，我才能约她。我对那种一心想嫁个有钱人、想做全职太太的女人退避三舍。


我一天像被狗撵似的，从早到晚玩命地干，半夜躺在床上都难以入眠。每月6000多元的还贷、2000元的养车费、5000元的生活费、600元的赡养父亲费像绞索似的套在我的脖子上，如果碰倒了现实的板凳，我就要吊在半空中。所以，我不能再娶一个一心依赖我的女人了。



安逸的睡眠成了奢望


紫琼说，她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一户寻常人家，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兄妹三个，她是老大。13年前，25岁的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我悄悄算了一下，她比我大两岁。我还以为她不到30岁呢，淡淡的失望晨雾般弥漫在我的心野；她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我心里飘起蒙蒙雨丝，看来我们之间已没有诱人的前景。可是，我却感到如释重负。


心一放松，话就多了，我给她讲起富拉尔基，讲那里寒冷的西北风；跟她聊房子和车子，聊我的烦恼和悒郁，聊我的焦虑和失眠，聊我总怕一觉醒来一无所有。有时，夜半我像葛朗台似的爬起来数钱，把枕头里的存折取出来，一笔笔地算一遍，然后，再把存折放回枕头，枕着它睡去。我手里的存款从来没超过6万元。我买第一辆车时，手里只有1万元。那是二手的夏利，是朋友卖给我的。我把1万元钱交给朋友后，就把车开了回来，一年后才陆陆续续地把车钱还清。第二辆是富康，用卖夏利的钱交首付，其余的贷款。买别克君越也是贷款。我手里存不住钱，只要有个三五万元，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花钱欲望。钱花出去了，我会后悔，焦虑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


安逸的睡眠，已成为我一大奢望。有时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却常常梦见自己吊在树上，一只手抓着树杈，一只手在乱舞，两腿乱蹬，不是那树杈要断，就是我要掉下去……在一阵挣扎中醒来，就再也回不到梦乡。


紫琼说，台湾的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有贫穷感，有的不敢结婚，有的结了婚却不敢要孩子，怕没钱供孩子到国外留学，没钱给孩子结婚。他们宁养名车，不养孩子；宁可单身，也不要家庭。


我说，正是这种贫穷感使得我36岁还孤家寡人。我是不敢娶妻生子啊，我不是怕给老婆孩子花钱，而是怕万一哪天沦为穷光蛋，养不起他们。尤其是孩子，将他从小养到大，最起码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我的一位朋友送女儿去美国读经济学硕士，一年要28万元，两年后毕业时最少要花56万元。朋友的年薪只有六七万元，就是不吃不喝也要10来年才够支付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一想就害怕。


我没有告诉她，我之所以约她喝咖啡，是我父亲逼的。


我是在除夕之夜回到故乡的。故乡没有机场，我先飞抵哈尔滨，然后又坐三四个小时的火车。母亲在11年前已经病逝，父亲没有续弦，也没跟姐姐们住在一起，而是一个人过着。六年前，我出资10万元，给父亲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才使父亲告别那间低矮的小土房。对父亲来说，不管什么日子，只要我回去就是盛大的节日。除夕，父亲像孩子似的欢快，他把鞭炮抱到外边，用他拄的棍子挑着，一挂接一挂地放着。


穷人装富人，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过年意味着发红包，越是有钱人红包应该越大。大外甥指望用我给的红包买MP4，二外甥想买滑盖手机，三外甥想买溜冰鞋，四外甥想买双“耐克”。年关就是难关，我给每位外甥包一个1000元的红包。小的咧嘴笑了，大的撇撇嘴，连声“谢”都没说。这钱走得真他妈的窝囊！可是，没办法，谁让我在他们眼里是有钱人呢？


亲朋好友见面就问：“怎么的，还一个人呢？钱再多也不能当老婆用哪。”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别跟我提钱，提钱就心烦。娶老婆，我养得起吗？”我只能打哈哈。


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多半瓶酒，有几分醉意，瞪着眼睛对我说：


“小江子，你已经36岁了，娶媳妇的事不能再拖了。你要是再拖的话，老子闭眼睛之前就看不到孙子了。”


“穷啊，我都穷得快养活不了自己了，哪还顾得上你孙子？”酒麻痹了理智，我顺嘴说道。


“住嘴！大过年的哭什么穷？老子凭着一把钉拐子就养活了你们五个！你开着奔驰住着洋房却说养不起一个孩子！”父亲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掷，说道。


“我没有奔驰，那是君越。”我纠正道。


“君越不也是奔驰么？还养不起孩子，结不起婚？以后，你不要给我寄什么钱，我也有两只手，能养活自己！年后，我就去路边掌鞋……你今年要是不给我娶回媳妇，就他妈的不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不管是聋是瞎是傻是瘸，都要给我娶一个，要生个孙子！”父亲理直气壮地说着。


我扫了父亲一眼，将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母亲的遗像。望着望着，我情不自禁地低唱起母亲爱唱的悲抑、凄怆的蒙古族歌曲……


父亲的头像向日葵似的耷拉下来，默然下地穿鞋，把厚厚一沓黄表纸夹在腋下，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出去了。


我知道歌声勾起了父亲黯黯的伤思，他去给母亲烧纸了。这些年来，父亲给母亲烧纸很勤，而且将此完全个人化了，不要任何人陪着。


城市和父亲都没能给予母亲幸福。父母结婚后，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直到我出生时，他们才喘口气。父亲当时说：“哎呀妈呀，总算弄出个带把的，要不，再生下去非穷死不可。”其实，那时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维系了，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


母亲非常能干，洗衣做饭，养猪养鸡养羊，夏天挖野菜，打羊草；冬天拾粪，捡煤渣。她一天到晚像机器似的不停地忙碌着……


我在饥一顿饱一顿中长大了，上了小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8岁那年的春天，家里早晨就揭不开锅了，母亲支使姐姐一次次跑到街上向爸爸要钱，姐姐回来时却两手空空。我饿得身子像根柔软的空心面。后来妈妈拿着一只黑乎乎的面袋子出去了，傍晚才气喘吁吁地拎着半袋玉米面回来。当香喷喷的窝头出锅时，我们姐弟几个饿狼似的扑上去，母亲却浑身绵软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事后，我们才知道玉米面是母亲用卖血的钱换来的。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为了不伤母亲的心，我在学习上一直很努力。穷把我从富拉尔基撵到上海，撵到杭州，撵进这家外企。我对贫穷有着无边的恐惧，对钱有着刻骨的仇恨，拼命去赚，使劲儿地花。



预感中的暴风雪袭来了


我和紫琼成为朋友。有暇她就请我喝茶，我请她喝咖啡。


2007年3月12日，我突然收到父亲的汇款：15万元。我打电话给父亲，他说是给我讨老婆用的。我又打电话给四姐，四姐说父亲把房子卖了，又上街摆摊掌鞋了。


我愧疚得恨不得跪在父亲的脚下求他原谅。爸爸，我不该跟您说那些话，更不该唱那首让你伤心的歌啊！


“爸，我求求你，千万别到街上去掌鞋了。卖房钱我寄回给你，你去把房子赎回来。爸啊，我答应你，今年无论如何也要给你娶回儿媳妇……”我在电话中哽咽地乞求父亲。


“我要房子有什么用？我还能活几年？你小子要是把钱寄回来，那就是在逼我去死！江子，爸知道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孩子，好赖也要有个家。你有家了，爸就是去见你妈也放心了。钱不要寄回来，就把它当成我的遗产好了。”父亲说。


3月18日，我预感的暴风雪袭来了，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五年以上的贷款利率从6.84%调到7.11%的消息；中午接到四姐带着哭腔的电话，父亲在拉着装有掌鞋工具的小车去街头时，摔倒在地，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医生初步诊断为脑溢血……我放下电话，急忙告假、购机票，把所有的存款全部提取出来，匆匆赶往家乡。


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终于将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我走时，父亲拽着我的手，话语不清地说：“抓紧……结婚，成家……要个孩子。”


回杭州后，我想着自己连一点积蓄都没有了，万一工资不能按期发放，万一公司效益下滑，万一我出车祸……那么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一直把我打进地狱。我越想越惶怵，越想心里越是没底，于是一夜无眠。早晨起来，我头昏脑涨，怕开车撞人，只好打的。上班后，我坐在办公桌前，心绪却静不下来，满脑袋都是房子、车子和债务，不仅工作效率极低，而且还一个劲地出错。吕总气得一遍遍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冲我吼道：“你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回到办公室，我望着电脑屏幕，脑袋里一片空白：看来我这个人是要废掉了，连一份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万一吕总炒了我怎么办？这份工作是我脚下的板凳啊，失去它我就会被绞索吊起来……又是连续几天的整夜无眠。


一个星期后，我上班后被告知，吕总已把我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做了。我被边缘化了，被闲置了。我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胃部难受，喉头好像被塞了一把草……



降低欲求摆脱“贫穷”


周末的晚上，紫琼约我去西湖边的茶楼坐坐。


我望着灯光湖影，心里回荡着母亲那悲抑的蒙古族歌曲，苍老的父亲拖着小车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还有那将要失去的房子和车子……没想到啊，我宫本江会到这种地步！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蓦然，右手感到温软，转头一看，紫琼把它握在手里。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没关系，想哭就哭吧。”她温情地说道。


我像落在水里的孩子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如果你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一下。”


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紫琼。她莞尔一笑道：“你是不是看我开两厢飞度就认为我没钱啊？别小瞧我啊，我的年收入是35万元，不比你低是吧？我选择两厢飞度是因为它的价位低，排气量低，有益于环保。”


“看你满脸焦虑，就知道你一定遇到了经济问题。其实早就想提醒你，不要过那种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奢侈生活，否则，首先就会在心理上让自己沦落为穷人。一位经济学家说：‘理财就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拔河，维持需要，降低想要，才是摆脱贫穷的第一步。’年收入20万元的人，想过年收入40万元的生活，将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奢侈品视为必需品，会导致贫穷感指数上升，而且还会债台高筑。这样抗风险能力下降了，人就会敏感多疑，惴惴不安，烦恼丛生，导致贫穷感焦虑症。美国一位华裔经济学家提出一种贫穷理论，他认为，贫穷感与经济收入相关不大，却跟人的欲望成正比。如台湾中产阶级的收入是低贫阶级的两倍，可是他们的贫穷感指数却比低贫阶级还高。


“你总担心不能如期还贷，担心房子和车子被银行收走，其实没那么惨。如果你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老板怎么会炒你鱿鱼？如果工作稳定，收入就会相对稳定，这就能保证生活稳定，如期还贷。你可以把市中心的14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在稍偏远的地方买套100平方米以下的；还可以把君越卖掉，买辆二手的普力马或飞度，这样就可以还上那笔贷款。”


是啊，我为什么不能住10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不能开一辆二手飞度车？明明知道过高的生活欲望是我颈上的绞索，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摘下来，让自己获得自由呢？只有摆脱贫穷感焦虑症，我才能从焦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才能正常地生活。


我顿感心里轻松了起来。望着紫琼，我眼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编后：其实，穷与富是相对的，在比尔·盖茨面前，我们都是穷人；在非洲难民面前，我们却是富翁。贫穷感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与期望值之差，这种落差越大，贫穷感就越强烈。有贫穷感焦虑症的人往往感到生存受到威胁，生命受到挑战。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心理内存中，有许多承载与生存不相关。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生活，百万富翁不要像千万富豪那样摆阔；工薪层也不要有大老板的消费欲望，否则只能自寻烦恼，甚至像宫本江们被拽入贫穷感焦虑症的河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