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心理咨询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社会正正当当的职业。”58岁的心理咨询师肖洁光把“正正当当”这4个字咬得很重。　　心理咨询师，这个2002年才被写进《国家职业大典》的新职业，连同它的群体，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都很陌生。在肖洁光看来，中国心理咨询师尚处在社会的边缘，刚刚艰难地从幕后走向前台，身处一种混沌的尴尬境地。
　　据上海媒体报道，最近上海女子监狱组织服刑人员与心理咨询师进行了“面对面”的心理沟通。
　　心理咨询师柴晓东说：“长期的隔离对服刑人员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找不到宣泄渠道，对自己的身心、监狱的安全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当看到她们脸上露出微笑，我们心里也感到快慰。”
　　正在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的警官罗建英告诉记者：“监狱提倡人性化管理以后，目前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确实非常大，各个单位都开始设置心理咨询科。在跟一些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情况都是心理压抑引发了暴力行为。”
　　其实，不仅仅罪犯这样的特殊群体需要心理咨询。
　　以“三高”(高科技、高效率、高竞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耐挫力，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竞争中的挫折和失败，防止消沉、颓废、沮丧、偏激的心态出现，在此背景下，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国民进行心理引导，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们把心理咨询师称作“心灵开锁匠”。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岳晓东认为，心理咨询就像一个转换器，在心理专家的帮助下，把不良的情绪释放，重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心理咨询师的对象是有心理问题的健康人，或者说解决健康人出现的阶段性心理问题。”肖洁光说。
　　半路出家，良莠不齐
　　少年肖洁光的梦想是当一名电影演员，工作时当了一名经济师，她没想到自己1998年退休了还通过培训与考核鉴定当上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这门职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地方是西欧和北美。在这些地方，心理咨询是一门独立的职业。要想获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位，必须拥有心理学和哲学(或者医学、社会学、文学)两个博士学位。
　　“半路出家”是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最大特色。在中国学历教育体系中，心理咨询专业设置仍为空白，目前大学心理系的心理咨询课也仅有一个学期的学时。心理咨询师教育还处于一个职业培训的较低层次。
　　广州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2003年招收的第一批65名学员当中，医务人员约占40%，教育工作者约占20%，管理人员约占10%，其余为会计师、编辑、记者、电台主持人等。其中86.4%的人通过了国家职业统考。
　　“将来肯定有几个出色的心理咨询师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黄铎香很有信心地说。
　　据1997年统计，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心理学工作者数量仅为2.4名，而美国在1991年时每百万人口就拥有550名心理工作者。目前国内已经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并正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3000人，而黄铎香估计，中国心理咨询师的真正需求量在100万～200万之间。
　　“良莠不齐”是黄铎香对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概括性评价，对此，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名驾驶员，他没有熟练驾驶就给他颁发了驾驶证，这种驾驶员上路，能让人放心吗？
　　广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荣亲对此深有同感：“目前，这个行业懂得医学和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太少了，真正出来服务的人更少，很多专业人士，比如大学里的心理学教授，很少出来为人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为了提高心理咨询师的水平，袁荣亲做了很多努力。他把自己的咨询中心当作一个“公共空间”，聘请国内外的心理学专家到中心为广州心理咨询师开讲座。每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他又聚集广州学校的心理学者、医院的心理医生和社会的心理咨询师三界人士举办学术沙龙。
　　职业化遭遇政策冷眼
　　2000年肖洁光曾经是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的职业心理咨询师。那是广州第一家获准开办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因为亏损过多，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已于2001年9月关门大吉。
　　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的创办，费尽了负责人邱先生的心血，其中最大的困难竟是办理营业执照。
　　“你这心理咨询不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吗？”工商局的领导这样质问他。工商局告诉他，拿到卫生局的证明就办理营业执照。而卫生局的人这样告诉邱先生：“心理咨询不归我们管，你不打针吃药，我们怎么管你？”
　　“我进入了一个没有主管单位的行业！”邱先生这样评价当时的尴尬境地，“后来工商局的领导对我说，那我就给你特批一张吧。反正你也不会干坏事，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赚钱的。他是基于对我的信任才批给我的。”
　　在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开业一周年前夕，2001年8月3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把心理咨询师作为一种劳动职业进行管理。在《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的指导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持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并举办心理咨询师的全国考试，向合格者颁发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理论上讲，获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资格认定的心理咨询师，谋求创业，成立心理咨询中心，可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工商登记注册。
　　然而，近日记者到工商局打听，企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有规定，心理咨询，一概不批。”记者请求出示有关规定文件，这个工作人员说没有。
　　“在政府部门看来，心理咨询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广州市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袁荣亲向记者坦言。
　　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是广州获得营业执照的第二家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也是广州目前唯一的一家，它创办于2001年3月。
　　“营业执照我等了3个月，政府部门互相推诿。后来他们说你得有医学背景和心理学背景，幸好我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那时候申请的人很多，只有我一个人满足他们的要求。”
　　两个月前，袁荣亲把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由东山区搬到海珠区，换领营业执照时，工商局又说“政府规定不能办心理咨询”。费尽周折，袁荣亲才说服了工商局。
　　目前，国内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只是零星分布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郑州、海口等。心理咨询职业化遭遇了政策的冷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20几位广州心理咨询从业者无不呼吁政府对心理咨询业的重视和扶持。
　　“这些年政府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政府行为还是滞后。在设立相关机构，道义鼓励，政策优惠方面都很落后。我希望政府能够在免税、立法规范等方面有所作为。”袁荣亲说。
　　袁荣亲甚至委托政协委员向广州市政协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成立社区心理咨询体系。去年非典时期，袁荣亲向政府部门倡议成立广州市心理干预中心。然而议案和倡议都如石沉大海。令袁荣亲安慰的是，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与省教育厅合作，组织专家编写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材，目前已经成功出版了两本。
　　寒冷的生存环境
　　2001年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关闭后，肖洁光走上了独立心理咨询师的道路。没有咨询室，有时候在来访者家里，有时候在电话里，有时候和来访者约定一个“安静可以谈话的地方”。3年多来，通过来访者和亲戚朋友的口口相传，至今已经接待了几百名来访者。
　　肖洁光的咨询标准是每小时60元，广州的咨询费标准在每小时60～300元之间。国内收费标准不一，北京、上海最高可达每小时1000元，但“一分钟一块钱”是大多数心理咨询师的开口价。美国心理咨询专家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150美元，台湾是每小时1000元人民币左右，香港是每小时1000～1500元港币之间。
　　肖洁光说，一个独立心理咨询师无法养活自己，况且她还为自己定了两条原则：凡是单亲家庭的不收费；凡是特困家庭的不收费。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她接触十几例，进账千把元，最少的时候两个月都没有一例，颗粒无收。
　　肖洁光说，这是因为大多数国人对花钱进行心理咨询还是不能接受。肖洁光认为，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心理咨询的科学性，哪一天请心理咨询师像请医生一样随意，心理咨询师的日子就好过了。在国外，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
　　在广州市心连心俱乐部一年，她目睹了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门可罗雀和惨淡经营。邱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俱乐部的收入包括热线电话资费和咨询师咨询费，但是两项收入加在一块还不够他支付俱乐部聘请的心理咨询师的工资。一年下来，亏损了10多万，不得不关闭。
　　有些媒体报道称心理咨询是一个看得见的“金饭碗”，黄铎香听完记者的转述，连连摇头：“社会心理咨询将是一个吃香的行业，但是这一天的到来至少还要10年时间。”
　　黄铎香认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容纳心理咨询师的观念准备，中国人依然认为有心理病的人才会找心理咨询师，中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知识普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黄铎香为中山大学学生开设了一个免费的心理知识讲座，每周三和周六晚上在中山大学北校区授课。“但是听课的学生少得可怜，只有两三个，”黄教授感慨不已，“免费啊，免费啊。”
　　“心理咨询目前的状态好比当年的保险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听说保险就跑。”广州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班一名学员说。
　　“心理咨询在中国被妖魔化了。心理咨询在中国好像是搞地下工作。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心理学的书都是偷偷摸摸的，有时候在班上被同学看见，他们会问，你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一名刚大学毕业的学员告诉记者。
　　3年前，当袁荣亲离开医院，舍弃那份稳定的收入，与朋友投资了50多万元开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时，他的同事一百个不理解，都劝他不要意气用事：“你怎么会那么傻？”一些医药界的同学给他算经济账，如果这笔钱投入医药经营，早就翻几倍了。
　　“回顾过去两年，是亏损的两年。”至今，袁荣亲没有给自己发过一分钱工资，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的收支还不能平衡。
　　袁荣亲目前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00元，但是他对这个标准无法满意：“至少500元以上才能体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社会价值，同时才能维持咨询中心的运转。”
　　“心理咨询完全职业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肖洁光肯定地说。她认为，这里面是一个悖论：心理问题严重的人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确实需要心理咨询师，但是，他们付不起这个高昂的费用。她介绍说，在香港，有大量的义工和社会工作者活跃在心理咨询这个领域，他们来自慈善机构，做着服务社会的公益性工作。确实，在亚洲，民众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认知度显然没有西方国家高，例如新加坡和香港，心理咨询机构须依靠政府的福利基金支持和社会机构与个人的捐款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