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和工作哪个重要——保姆并不低人一等

　　春节临近，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纷纷面临“保姆荒”，保姆市场出现空缺。谁来补这个“服务真空”？人们自然会想到包括大城市的下岗人员和再就业人员在内的本地保姆。
可大城市人却并不愿意当保姆。

　　在北京，据北京市家政行业协会调查，北京市家政服务人员有15万3000人，其中京外人员占92%，而北京本地人只有8%。从事保姆工作的大多是来自周边农村地区和外地务工人员，而本地人对从事保姆这样的家政服务工作普遍有“羞耻感”。

　　在全国其他大城市，情况也大致相同。从事家政工作的人员有很多是属于下岗再就业人员，但其中当保姆的却一直不多。有的地方甚至屈指可数。原因是她们中多数人对保姆行业含有职业歧视，很怕被别人耻笑。

　　去年8月，广东举办了首个针对广州本地妇女的星级保姆培训班。这些本地住家保姆每个月的起步底薪比外来工保姆高100元，可不到半年，这批当初规定最低合同期限为15个月的本地保姆们就纷纷辞职了，目前只剩下两人在岗工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本地人不愿加入这个行业，有文化背景，也有待遇瓶颈。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皇城根”文化使不少北京人宁可失业在家，也不愿去“伺候人”，很多人觉得做保姆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北京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负责人穆女士体会很深，她说：“一些北京人还保留着‘大爷’脾性，客户不太敢用。一般洗个袜子内衣内裤可以用外地家政服务员，北京人就不行，有心理障碍。”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保姆的来源应该主要有二：一个是农村闲散劳动力，另一个是城市下岗女工。城市下岗女工在素质方面具有优势，但大都太爱面子，认为当保姆低人一等，有些人宁可找家单位当保洁工，每月挣三四百元，也不想给人家当保姆，月收入六七百元。

　　夏学銮认为，好面子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尤其看重面子，甚至超过金钱。正因如此，一些大城市的家政行业时常出现“花高价请本地保姆，本地人不当；愿意低价位当保姆的外地人，雇主又不愿请”的无奈现状。

　　其次，部分人就业欲望低、“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也是一个原因。在他们看来，低保或救济金够保障生活了，宁可在家休息，这也是一个生活态度和社会心理的问题。

　　夏学銮接着分析，社会上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对保姆定位的错误观念和认识误区。提起保姆，人们多认为无非是请个“民工”到家里干活罢了。因此，“当保姆低人一等”、“保姆是下人”的陈旧观念使不少城市人在择业时望而却步或很难干长久。

　　除了认为做保姆丢脸外，收入低也是很多大城市人羞于当保姆的重要原因。
　　是难题也是机遇——呼唤破解保姆本地化

　　其实，大城市中的本地保姆更有优势，他们在这个行业的就业市场很宽广。大城市本地人做保姆，雇主更欢迎，语言、生活习性、饮食都较相适应。家住同一城市，雇主会觉得更加放心，家庭氛围就会更加和谐亲密。

　　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建纪说，保姆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在心理上也迫切需要得到雇主的肯定。遗憾的是，如今仍有一些雇主将保姆等同于下人。因此，只有社会摘除“有色眼镜”，才能促使更多的本地人投入到家政服务的队伍中来。

　　除了尊重，实实在在的措施呼之欲出。因为，保姆荒让解决保姆资源本地化这个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张建纪举北京为例指出，像北京这样有着巨大需求和不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大城市，长期依赖外地保姆是不正常的。政府应该多动点脑筋、花点力气，解决资源本地化问题。保姆荒既是难题也是机遇，它给家务劳动社会化提供了契机和发展空间。北京等很多大城市已出台了一些制度、措施，关键是如何操作、落实。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引导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本地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家政行业。

　　而在穆女士看来，如果要吸纳大城市人从事保姆这个行业，第一个是工资的问题，如果工资合理一些，那大城市的本地人就愿意投入到这里面来。第二个就是社会统筹保险的问题，如果有社会统筹保险，那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张建纪说：“这个问题最难的地方就是社保和商业保险，这两个保险如果配套的话，职业化背景就具备了。打个比方，目前公开的保姆工资相对较低，如果说要上保险，那这个成本无论落在保姆还是雇主和公司身上，都是个大的问题。”张建纪指出，职业保险、社会保险的问题，目前按照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实行情况，还把它定位在一个非正式工种的状态来看保姆这个行业，所以社保成本很高。国家相关部门目前还是认为，家政服务员属于非正式就业，既然是非正式就业的话，就没有纳入社保系统，要完成这个保障，这里面有一个变革成本的问题。这是另一层深刻原因所在。